10月18日，#4个县级市被确定为大城市#登上微博热搜，引起热议。

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

出乎意料的是，过去Ⅱ型大城市基本是地级市或部分中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这次竟然“跑出”了4个县级市，分别是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

据悉，这类大城市的划分是根据城区的常住人口。据相关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首先昆山、义乌、晋江、慈溪都是在相对较大的城市群内，毗邻大都市；第二，它们有足够的产业支撑。”10月18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耀对时代财经表示，对这四个县级市入围大城市并不感到意外。

众所周知，超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虹吸效应，其周边的小城市人口容易被“吸走”，那么这四个县级市如何留住人口？

时代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谈到了超大城市的溢出效用，如果县级市在整个超长的产业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由于房价、物价的“友好”，就可以留住人。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县域经济的佼佼者

从经济数据来看，昆山、义乌、慈溪和晋江均位列2021年我国GDP十强县，而且它们都位于相对较大的城市群内。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江苏昆山GDP4748.0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8％，位居2021年GDP十强县榜首。

自2005年开始，昆山连续17年位居全国百强县榜首。回溯昆山的发展，陈耀认为是借力上海的区位优势，他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星期日工程师”为例。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工程师、技术科技人员，星期日到昆山进行技术指导，周一回上海上班。虽然昆山缺乏这种人才资源，但可以借助周边的资源来发展自己。”陈耀回忆道。

陈耀指出，同时昆山注重交通、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等，把很大一部分原来计划在上海投资的企业吸引到昆山来，使它能够快速的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生产地。

同在长三角都市圈的义乌，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超210万种商品出口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

陈耀指出，义乌的发展核心是通过出口制造业的产业支撑，从小商品市场集聚为大规模市场，带动相关生产制造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人口的增加。

浙江慈溪也离不开长三角都市圈，毗邻杭州湾，受到杭州湾、上海的辐射。

据悉，慈溪作为浙江县域经济“一哥”，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379.17亿元，同比增长8.4％。据亿邦动力网，慈溪家电产业带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约2000家整机家电企业，和超过10000家家电配件工厂聚集于此。

陈耀称，多年以来，慈溪坚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以及出口产业， 一些低端的产业在不断被往外转移。

而晋江则在厦漳泉大都市区内，受到闽南地区的辐射。据福建发布，2002年到2021年，晋江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77亿元增长至2986亿元，年均增长11.6%；财政总收入从20亿元提高到257亿元，年均增长14.4%。

如今，晋江培育的市场主体已超26万户、上市企业50家，形成了1个超两千亿元（鞋服）、1个超千亿元（纺织）、2个超五百亿元（建材、食品）、3个超百亿元（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医疗健康）的产业集群。

陈耀介绍，晋江主要是早期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快，当地民营经济占到9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晋江才重视品质品牌的建设。”陈耀称。

如何躲过虹吸效应？房价低、产业留人

据七普数据显示，江苏昆山常住人口达到209.25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41.43万人；浙江义乌常住人口达到185.94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18.42万人；浙江慈溪常住人口达到182.95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06.19万人；福建晋江常住人口达到206.16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01.25万人。

那么问题来了，超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虹吸效应，其周边的小城市人口容易被“吸走”，它们靠什么留人？

“跟上海相比，昆山有很多的优势凸显出来。上海的房价高，很多外来的年轻人在上海很难生活生存，那么到昆山就业，能够买房，找到自己的位置。”陈耀指出。

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产业链不断完善过程中，昆山在这超长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据《新华日报》，当下，昆山开发区加速构建“2+4+1”产业体系，聚焦新型显示、半导体、智能终端三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努力补短板、锻长板，巩固提升新型显示产业，培育壮大半导体产业，拓展延伸智能终端产业。

陈耀称，昆山不少是加工组装电子产品工厂，需要劳动密集型的高端组装技术人员。这类技术人员支撑昆山快速崛起。

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科创中国高丞乡创服务团团长孙文华也对时代财经指出，昆山是上海周边的江苏直管县级市，其区位优势明显，离上海市中心仅30分钟车程，加上有了上海11号线的地铁直通车，成了年轻人通勤居住地的选择，人口持续流入。

孙文华进一步指出，义乌拥有全球小商品市场，晋江和慈溪都有自己的运动纺织工业、小家电工业，也都是靠产业留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的城市划分，陈耀指出，这只是根据人口把全国城市在统计分析上进行类型划分，没有其他的政策意义上的要求，道路的标准、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等等还是按照其行政级别来划分规格。

尽管如此，行政资源与人口分布存在着张力。不得不注意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在新京报撰文指出，以苏州为例，地级市域概念下（含昆山等下辖市县）的苏州常住人口为1274.83万人，是个妥妥的千万人口超大城市，但其城区人口（不含昆山等下辖市县）为399.12万人，只是个Ⅰ型大城市，其下辖的县级市昆山城区人口为141.43万人，为Ⅱ型大城市。

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小马拉大车”现象，即地级市中心城区人口与下辖县级城区人口相差不大，有的甚至还不及的现象。

浙江地级市金华是其中的典型，在此次的大城市名单中未见金华市，而其代管县级市义乌却因城区人口达到118.42万人而成为Ⅱ型大城市。

谢良兵认为，在新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阶段，这些超级县城的发展路径更需要纳入大城市自身的发展体系当中进行产业链的匹配和功能定位。

孙文华也对时代财经指出，如果这些经济强县级的城市级别提升之后，地方财权和事权也会相应增加，自主支配能力更强，发展余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