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题为《不少年轻人，正“逃离”写字楼》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思考，这里面就有在写字楼敲着字的我。

　　报道说，曾几何时，在外界看来，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对着电脑，这样的工作才称得上是体面工作。然而最近，一些人却“逃离”写字楼，干起体力活。他们当中，有兢兢业业工作十余年的职场老人，有刚入社会的大学生，有前大厂员工。在体力劳动中，很多人表示获得了久违的快乐和充实。例如豆豆，去年2月她辞掉上海的工作，暂停11年的职场生涯，先是做手工，后来去山区支教。今年3月，豆豆父母在湖北老家开了一家早餐店，豆豆回家帮忙做了一段时间的体力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写字楼里有很多无意义的会议，无意义的OKR，各种周报、月报、年报……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人避之不及的精神内耗。

　　我不知道如何从数据上定义“不少年轻人”，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仅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有一位辞职离开了大厂，现在啥也没干；另一位曾是媒体人，后来辞职去了西藏，一边做义工，一边仰望星空。就此推论，这样的人，可能并不是少数。

　　他们的想法当然受到了某种意识的呼唤。从最简单的释压角度而言，从写字楼到体力劳动场所的切换，是有意义的。豆豆有个剪辑师朋友白天工作，晚上去送外卖，用做体力活来对冲在办公室里积攒的精神压力。这种对冲方式让我产生了共鸣。我在写文章写累的时候，就喜欢拿起手锯锯木头、用台磨打磨木头和石头，累并快乐着。脑力劳动的累和体力劳动的累，内涵截然不同，我发现，后一种累可以消解前一种累，反之不然。那种看着打磨出来的作品独自心花怒放的感觉，真的很治愈。

　　但释压并不是“逃离”写字楼的主因，否则谁都可以学我、学那个“剪辑师朋友”，不用辞职，把自己变成两个情境中的个体就可以。

　　本质上，前述“逃离”写字楼的年轻人，显然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新一番考量，试图重新发现工作的意义、个体存在的价值。这首先意味着对一种从众的、丧失自我的人生出彩模式发起挑战。我年轻的时候，选择“逃离”耕作方式，拼命挤往城市，便是“有样学样”。这些年轻人虽然境遇不同，但和年轻时的我一样，起初都向往大城市的写字楼，以为那里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配”。等到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时，职场和星空，便成为都市白领逃不脱的双重隐喻。然而，有的人选择了忍受，有的人则选择了离开。

　　“老爷爷早餐吃馄饨配白酒”等样本，新鲜有趣，是刻板机械式写字楼生活不可能有的经验。多年前，我也曾在暗访的时候，随那些在工地卖餐的摊贩一起在林间过活，享受到人际之间的极致单纯。此类体验，让职场复杂的人际关系停摆，有趣的灵魂也被“释放”出来，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康复作用。我相信当年写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继而去开客栈的女教师顾少强，也是在一刹那找到了丢失已久的“本我”。

　　当然，这个过程的“疗效”有多大，会持续多久，那就两说了。有的人可能会在后半生坚持到底，有的人可能浅尝辄止，或者遭遇瓶颈。前述报道也说，辞职后3个月是最幸福的时候，但3个月后，也有人因为没事做或经济原因陷入焦虑。但谁都无法否认，在不乏艰辛叙事的“逃离”写字楼的实验中，当事人的努力并不会白费。这种自我改变即使不成功，也会给自己带来启示，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选择。世界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取舍，很多时候，反复纠错、重新打量，才是生存的要义。

　　重要的是，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有从白领屋到咖啡屋快乐打工的人，也有从车间来到写字楼的人，世上生存方式千千万，总有一款适合你。至于是选择体力劳动还是到写字楼工作，不妨交给时间作决定，因为人的一生中，最好的角色其实是“探索者”。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