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小天（化名）在刷校园卡进出校园时发现，自己的校园卡失效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从直博生转为了硕士生，他需要重新登记新的学号并办理新的校园卡。从直博转到硕士研究生，小天用了两年半探索自我，重新做了职业发展规划，目前已经获得心仪的工作机会，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入职。

　　有一小部分直博生像小天这样主动选择转硕，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几名成功“博转硕”的研究生发现，他们在因不适应读博生活经历过焦虑或迷茫，转硕后，有人选择走向职场，有人再次申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目前，已有多所高校陆续出台了博士生分流制度的相关文件。有专家表示，博士生分流正从“被动退出”向“主动流动”转变，培养单位、教师及学生对博士研究生分流的探索都比较欢迎。分流并非意味着“淘汰”，而是“多元成才”的体现。

　　读博的不适应：实验室坐不住，课题做不出来

　　小天本科在武汉一所“双一流”高校就读水产养殖专业。时间回到2019年7月，刚读完大三的他以专业成绩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生物学直博生面试资格。他隐约知道读博需要哪些能力，在面试中，也着力突出自己的交叉学科素养、文献阅读和积累、课题参与经历，表现得“很擅长科研”。

　　面试很顺利，收到预录取通知的时候，小天第一时间跟家人朋友分享了喜悦。在这种喜悦的另一面，“直博”的生活究竟如何，小天并没有清晰的答案。“我只是觉得，自己挺能读书的，坚持到毕业应该不是问题。”他补充道，“即使是一些不喜欢的事情，当时的自己也能熬下去。”

　　2020年秋天，小天正式开始直博生活。第一次走进实验室，他看到在一长条的实验台上，培养箱、离心机、测序仪一字排开；另一侧摆着几台电脑，每人一个约1.5米见方的工位，从工位前转过身去，就可以继续手头的试验。

　　小天的博士课题是关于蝴蝶的性状及遗传，他觉得，每种蝴蝶都有不同的模样，还有一些会模拟其他物种的形态，“我很喜欢和这些具体的生命打交道。”他会和同学们去野外捕蝴蝶，看着蝴蝶孵化出来，观察蝴蝶的交配，“实验室里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事。”

　　和许多博士生一样，早上9点多，小天从宿舍来到实验室工位，读文献、做试验、跑数据，直到傍晚才离开。“一天下来，除了吐槽几句实验细节和数据情况，基本上是在和机器以及实验动物打交道。说实话，有些坐不住。”

　　跟小天不一样，小张在选择直博时对于未来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就读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他从本科就开始给其他同学讲解高等数学、概率论、统计学等课程，学院的辅导员甚至专门为其提供会议室，让他开展学业帮扶。在考试周，他也会坚持备好课，为其他同学开展考试辅导。他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加上父母都在老家的一所中专学校当教师，他觉得一路读到博士，留在高校当老师，应该是一条很好的人生路径。“直博”显然可以加快这个职业目标的完成。

　　但读博一年后，小张就发现，“直博”到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并不是那么好走。自己无法完成导师分配的小课题，而导师对他的指导似乎也很难帮到他。

　　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中部某高校，刘同学面临着与小张相似的困境。就读土木工程专业的她把“直博”视为提升自我的途径，2021年秋天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直博生活。她也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自己租房、开车，慢慢开始独立生活。但在学业上，她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滑铁卢”。她发现自己手里的课题“难度很大”，向导师求助后也收效甚微，“我的导师年纪很大了，不怎么关注新的研究动向，手头的这个新课题，他只能提出方向上的一些建议。”

　　无助之中，刘同学只能继续推进项目。“也想过退学不读了，但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熬下去”能坚持到毕业吗？

　　对于博士生活的不适应，小天一开始的想法和刘同学一样，那就是“熬下去”。他有意识地屏蔽了和学业无关的活动，“有时晚上或者周末出去玩，我甚至会有负罪感，就觉得我不应该玩，应该坐在实验室。”

　　刚进入实验室时，小天遇到了一位研究蜘蛛的师哥。“他带着我看蜘蛛的繁育过程，认识不同的蜘蛛。有一种蜘蛛把自己模拟成兰花的形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鼓励我研究一下，‘试试看’。”师哥的经历逐渐唤起了他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有的蜘蛛繁育一代就需要几个月，在野外也很难找到。但是他一直能安心做下去，而且乐在其中。”

　　但随着时间推移，小天逐渐发现，哪怕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研究工作依然很难看到进展。“唯一能带给自己反馈的事应该就是发文章。需要一个个试验地做下去，一层层的假设证明下去，才有发论文的希望。发论文对我来说，至少需要5年。”

　　在很多深夜，小天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发论文，“毕竟5年太久了。”在这种怀疑中，他开始失眠，逃避科研。

　　想通过“做下去”坚持到毕业的刘同学也发现了，“做下去”并没有让事情变好。读博第二年，她发现自己一焦虑就开始胸痛。每个周五，刘同学都要参加导师的组会，当面汇报选题进展。“但每一次组会上，我的进度都会比其他同学慢一些。”

　　“后来，一想到组会我就会紧张、失眠。组会结束的晚上就会崩溃大哭。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是不行？是不是我真的做不到？”刘同学陷入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后，她得到的答案是“慢下来，放下焦虑，多休息”。

　　但刘同学觉得，这并没有解决她的实际问题。她开始运动，从实验室回来就“暴汗健身”，或是跳进水里游泳一千米，“但开组会的时候，还是会崩溃”。

　　主动选择博转硕，另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读完了博二，刘同学决定，要结束这段博士生活。她给父母打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今年7月末，她向学校提出了转硕的申请。今年8月，刘同学获得了授课型硕士的学位，顺利毕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比之下，小张的放弃则没那么果断。“因为直博生很少，学校并没有‘转硕’的实施办法。如果真的放弃，有可能连硕士学位也拿不到。”他检索了其他学校的相关办法，写了一份长达三页的申请书，还附带了一份成绩单。“我想证明自己，虽然不能读博了，但还是有能力硕士毕业的。”即使已经决定转硕，他还是准备了博士生必须参加的一场学位资格考试，“成绩也很好，我想证明自己，不是没有好好学，只是真的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能力。”

　　拿着这份申请，小张找到教学秘书，又和学院的老师聊了聊。“大家都能理解，也不愿意让‘直博’的同学最后颗粒无收。”最终，本来是学校“第一个直博”的小张，成为了第一个“直博转硕士”的人。

　　跟刘同学和小张不一样，小天做出博转硕的决定，经过了两年多的等待和探索。

　　2021年春天，在博一下学期参加的一场饭局上，小天听师姐偶然提起，有直博生转读硕士了，并且已经去上班了，过得很开心。“原来真的有身边的人这么做了。”有了新的选择，小天有点激动，回到宿舍后就开始查直博转硕的条件。“要直博第三年才可以申请转硕。我觉得，放弃博士学位，用三年时间拿到硕士，也不是一个很差的选择。”

　　为了更谨慎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小天咨询了朋友的意见，还走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进行职业规划咨询。“从职业测试的结果来看，我确实和科研人员应有的人格不太匹配。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确实不适合。”

　　最后，小天试探性地问了导师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你其实可以继续跟下去……但如果真的决定好了，那就转吧。”小天松了一口气。

　　小天认为，专业带给他的是数据分析能力，而性格上，他更擅长沟通协作。他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入职互联网公司，试着做‘产品经理’。”

　　就这样，小天一边兼顾转硕后的课题，一边开始积攒“大厂”实习经验。两年多来，在实习中，他慢慢找到了“意义感”。和整个团队一起讨论某项功能的优劣，改进策略可能很快就出现在APP的内测版本中；学到的新工具，可以立刻就去尝试……“这种即时的反馈，让我感到更加充实。”

　　更重要的是，小天找到了生活的趣味。他开始能享受跟朋友在小餐馆吃饭、碰杯、一起说说笑笑的快乐，不再因为自己没有“坐在实验室”而产生负罪感。

　　今年9月，小天顺利提交了“博转硕”申请。国庆假期后，用校园卡却刷不开校门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转硕成功了，需要重新登记新学号并办理新的校园卡。

　　转硕成功后有人走向职场，有人再次申博

　　成功转硕之后，刘同学并未放弃读博的念头。“我和身边的博士朋友聊了聊，感觉问题更多出在课题没选对、师生关系处理得不好。我也参加了学校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最后依然通过了，说明我的科研能力并不差。”

　　目前，刘同学申请了美国春季学期入学的博士生项目。在这次申请中，刘同学感到更有底气，“上次读博的几年，我的英语熟练了很多，科研能力也确实在增长。我也和新导师提前做了交流，目前来看，我们还是挺契合的。”

　　一切尘埃落定后，刘同学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段时光。“我想，以后的人生里再遇到什么选择，我可能不会次次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我会愿意直面它们，扛住一切，然后勇敢地做出改变。”

　　而小张和小天也都在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目前，小张已经完成了硕士论文开题，不出意外，明年夏天就能顺利毕业。对于“高校教师”这个曾经心中的理想职业，他开始慢慢放下。“我去考了教师资格证，中学老师可能也是一种选择。说不定，还可以做个大学辅导员？国企、外企、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的技术岗，我也发去了简历。已经回不去做科研的状态了，那就好好准备工作吧。”

　　小天预计今年冬天能拿到硕士毕业证。目前，他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机会，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入职。“有时也会想，如果当初没有选择转硕，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真的选对了吗？”这些问题小天还是没有答案，但现在的生活确实是他喜欢的。

　　专家：博士生分流正从“被动”转向“主动”，分流无高低而是“多元成才”的体现

　　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大分流力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畅通分流选择渠道，分流退出的博士研究生，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可授予硕士学位”。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陆续出台了博士生分流制度的相关文件。2023年3月，吉林大学印发并实施了《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实施办法》；同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行《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机制实施办法》。

　　武汉大学教育政策与管理系教授陈新忠长年关注博士研究生教育分流实践。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博士生分流正从“被动退出”转向“主动流动”，“随着博士学位的从严把关、年轻人对生涯规划的探索，这类情况还会增多，学生主动选择的比例也会变大。”

　　陈新忠分析，造成博士研究生分流的原因比较多元，有一些是学生主观原因导致的，比如学习态度发生变化、个人生涯规划转变；有的是客观上生活突发变故、身心健康出现问题，或者个人科研能力不足、培养效果不够理想。“不同的情况应分类型、分情境处理。制定博士生分流实施细则的高校目前并不多，‘分流’涉及多个部门，需通过细则明确各方职责；同时，学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做好学业完成情况监测，把‘分流’工作落实到各个环节，不要临毕业再‘亮红灯’。”

　　陈新忠介绍，调研中发现，培养单位、教师及学生对博士研究生分流的探索都比较欢迎，“这既可提高研究生的整体培养质量，又能给因故或能力有限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同时，鉴于博士生的分流需求较多样，陈新忠建议，“高校可试行博士生试读制度，还应打破分流申请的时段、形式限制，适当延长申请时间、延缓时机、增加开放分流申请的次数，同时探索更换导师、更换专业方向、学术型博士与专业型博士互转等分流形式，帮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分流。”

　　一些高校教师担忧，博士研究生分流可能导致培养资源的浪费。对此，教育部在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中，积极支持严把质量关、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比例较大的培养单位。陈新忠认为，高校也可以考虑把博士生分流和硕士生分流相结合，畅通硕士生向博士进修的多元化渠道。“社会上依然有一些‘分流即淘汰’‘分流即清退’的观念。‘分流’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多元成才’的体现，社会、家庭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予以包容，不要抱有偏见、给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