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题： 经济学家就好像是在破案，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既有的数据，从数据里通过某种统计和计量研究来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作者： 高雅 冯迪凡

　　 社科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

　　 譬如，移民如何影响薪酬和就业水平？接受教育时间长短如何影响个人未来收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的原因在于，没有用于比较的基石：社会政策无法跨时空逆转，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移民减少或个人减少学习时长的情景下，真正会发生什么。

　　 然而202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向世人展示用自然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是可能的。

　　 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David Card）、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吉多·W.因本斯（Guido Imbens）。

　　 据悉，此次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一半授予卡德，奖励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另一半授予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奖励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贡献”。

　　 研究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流派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颁奖授予了两个经验微观经济学的不同贡献，但其实他们在方法上很相似。卡德获奖主要是表彰他在劳动经济学的微观研究，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主要强调他们的方法论，所谓因果推断方面的贡献。”

　　 不过，在各路经济学大牛为上述三位经济学家在社交媒体上热烈庆贺之时，大家也都纷纷提到了2019年辞世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Alan B. Krueger）。克鲁格2019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里自杀身亡，得年58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果克鲁格没有去世的话，今年的获奖名单可能会有所不同。克鲁格与卡德和安格里斯特都合作研究过，但卡德与克鲁格的合作更为密切，安格里斯特则与因本斯合作得更多。”

　　 在这秋风沉醉的晚上，大家都想起他

　　 卡德获奖的原因，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与克鲁格合作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在其中两人探讨了更高的最低工资是否会导致更多失业的经典问题。在论文中，卡德和克鲁格使用自然实验来分析美国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从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的影响。

　　 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就业减少，因为这会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但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仅仅研究这次上涨后新泽西发生的事情并不会显示出影响，所以卡德二人使用了一个工资没有变化但所有其他因素都相同的对照组：他们选择了快餐店—一个薪酬低且最低工资很重要的行业。

　　 两位经济学家将新泽西州的快餐店与宾夕法尼亚州边境的快餐店进行了比较，发现与之前的经济学研究相反的是，提高最低工资对员工人数没有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解释道，卡德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引导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其总体结论是，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比30年前所认为的要小得多。

　　 卡德和克鲁格还进行了另一项重要实验，即研究学校资源是否会影响学生在未来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成功。

　　 为此，他们比较了住在美国同一州但在不同州长大的人的教育回报——例如，在亚拉巴马州或艾奥瓦州长大但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解释道，这个想法是，搬到加利福尼亚并拥有相同教育水平的人具有可比性。如教育回报不同，这可能是因为亚拉巴马州和艾奥瓦州对教育系统的投资不同。在研究中，卡德和克鲁格发现资源很重要：在个人成长期所在的州，教育回报率随着教师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具体来说，李黎力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称：“卡德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比如涉及就业方面最低工资的政策，教育投入会带来多少回报，移民等等问题。那么它相比于传统经济学最大的差别在哪？首先，它不会先预设一个理论模型，不会先给一个模型或一种理论，而是先找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说话。怎么通过这些数据来得到结论呢，他们用的这种方法叫自然实验。”

　　 李黎力表示，自然实验类似自然科学当中的实验，但是经济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实验，所以经济学家就需要做一种所谓的研究策略的设计，近似地实现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

　　 李黎力进一步解释称：“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过去发生的某一个事件来形成两个不同的样本，一个样本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另外一个则没有受到影响，这就相当于一个实验，但并非经济学家真正在做实验。换言之，经济学家寻找过去某一事件，这个事件可能是国家颁布了某项政策，但是一些人没有受到影响，有些人受到了影响，这就形成了对照组。”

　　 夫妻档中丈夫先获奖

　　 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卡德、安格里斯特以及已经去世的克鲁格曾于2013年一起被汤森·路透公司授予“引文桂冠奖”。

　　 “从2013年至今，除了2019年的三位获奖者和今年的因本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历年引文桂冠奖得主。”李仁贵指出。

　　 “之前我们其实更看好因本斯的夫人拿诺奖，他的夫人阿塞（Susan Athey）是2007年克拉克奖得主，也是首位获得克拉克奖的女经济学家。”他介绍称。

　　 李仁贵表示：“如果克鲁格没有去世的话，今年的获奖名单可能会有所不同。”

　　 诚然，奖项公布之前，对于因本斯和阿塞这对经济学家“夫妻档”，外界确实更看好阿塞。

　　 此次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一半奖金，原因是表彰其在因果推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方法论贡献就是寻找因果推断。因果推断是说，我们经常看到A事件跟B事件之间好像是有相关关系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设计一些研究策略来把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分离开来，从而得出他们所要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根本原因。”李黎力说。

　　 李黎力说，从这一方面来讲，他们的方法跟传统经济学有很大区别。“传统经济学是先给一个模型，认为是某一经济学现象的原因，是这样的影响机制。但本次获奖的经济学家们不是这么做，是通过用数据说话，通过设计一系列的研究策略来得出结论。自然实验其实只是研究策略的其中一种，比如计量经济学当中的双重差分等方法这些年也有很大发展。”他说。

　　 李黎力说：“经济学家就好像是在破案，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既有的数据，从数据里通过某种统计和计量研究来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于三位经济学家的得奖原因，李黎力认为：“一个原因是，他们研究的这些问题非常具有政策导向性。而且这些研究成果其实已经对欧洲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最低工资到底好不好、教育投资到底能带来多少回报、移民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些具有很强的政策效果，所以他们的研究结论给许多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很大参考性。”

　　 李黎力认为，这三位经济学家得奖体现了最近这些年的一个趋势，即对政策启示性的看重。“去年奖项颁给了拍卖设计，他们都被用到实践当中，比如说政策制定者可以直接基于拍卖理论的一些成果来设计政策。这一次也是，比如关于最低工资政策和教育投入回报的研究结论，也可以直接拿来做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