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紫宸 就像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车间，东莞的脚步是忙碌的。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商圈的人流和乡镇街道上的货车总是川流不息。当那些崭新的楼宇和矮旧的民房厂房一遍遍在眼前交错，你能够明显感受到这座城市生长的速度，但也不免心生疑问：现在看到的这座世界工厂，将来会是一番怎样的模样？

珠三角制造业观察人士认为，东莞在自身的努力之外，也是足够幸运的。相较更早拥有工业基础的另一广东制造业重镇顺德，东莞是个横空出世的后来者，它在上个世纪的崛起和本世纪的二次产业升级均是时势使然，在此过程中，东莞对自身的认知也逐渐清晰。

东莞的企业管理者表示，东莞制造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创新型公司亦不断涌现。

东莞市产业经济学者认为，尽管东莞的制造业发展动能强劲，但在日益激烈的城市高阶比拼中，千万人口城市东莞依然要补足诸多功课：如城市基建、房价控制、人才政策、产业工人的保障问题等，这关系到一座制造之城的长久竞争力。

这似乎也带来了另一个疑问：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东莞，面对外部环境的变迁，能够抓住机会转型升级，但对大量在区域竞争中失去吸引力的中小城市，其制造业是否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何以是东莞

研发生产“工业眼”的三姆森位于长安镇上沙海滨区中南南路西3号，驱车沿振安东路驱车进入建安路、福兴大道，再拐进进金铭国际机械模具制造城内部一条小路，一路途径无数个五金模具、机械配件等门店，来到三姆森的正门：门的对面是一个简陋的小卖部和餐馆。

除却松山湖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东莞的企业多数都坐落在类似的环境中，东莞令人感到魔幻的地方就在于此，民房与厂房总是混杂在一起，大货车络绎不绝地穿梭在东莞的街道和铁皮厂房之间。

这样的生态是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中生长出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未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已经定型。至少从外观上看，它和长三角地区至少县一级规划的工业园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后者看起来会整齐、漂亮许多。

在三姆森副总经理温江山看来，这样的混搭其实不无好处：它节省了无谓的上班通勤时间，客观上对员工更为友好，是运作效率较高的区划模式。

东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市委党校教授孙霄汉认为，每个镇独自生长，这种市直管镇的行政体制是东莞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扁平化的行政构架使得政令传递快捷，政务成本低，提高了行政效率。在他看来，这甚至构成了东莞模式的制度驱动力之一。

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认为，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才是。孙霄汉觉得，东莞模式的制度驱动力，一个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经济体制，一个就是“市直管镇”的行政体制。

当然，在制度层面之外，外部因素似乎同样不可或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策环境，上世界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又出现了国际产业大转移，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地产业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贸易环节需要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为东莞进行产业承接、发展加工贸易提供了机会。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全球经济和贸易进入一个黄金增长期，这又给世界工厂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动力。

东莞的魔幻模式就这样开启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港资开始批量进入，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土地，让东莞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亲密关系，“三来一补”制造业逐渐占领了这个传统农业县，其后台资企业亦大量来到东莞。和顺德这样更早就拥有工业基础的地区相比，东莞的所有产业都是外来的，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制造业之都。

珠三角制造业观察人士认为，在昔日的“广东四小龙”——东莞市、中山市、南海市（今佛山市南海区）、顺德市（今佛山市顺德区）中，伴随着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大广州”战略的开启，南海、顺德以及佛山逐渐成为大广州的一部分，而东莞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其更为独立的发展空间，由此与前者区别日显。

上述观察人士认为，广州和深圳在新世纪愈发激烈的的城市间竞争，让佛山、顺德和南海最终成为了大广州的一部分，无论是科技，还是产业，还是GDP，过于耀目的深圳让广州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东莞身处广州和深圳两个巨量级城市之间，西接广州，南连深圳，由于地缘、文化等因素，相对而言，广州与以西的佛山关系更加紧密，而深圳则与北部的东莞更为紧密。东莞独特的地方在于，广州和深圳都无法将其据为己有，“大广州”扩张不到东莞，深圳亦对其有心而无力。这样的双不管局面，给东莞带来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对东莞而言，在广深之争的格局中，它既能借力深圳，还能借力香港的力量。

转变

工业化阶段理论提出者钱纳里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发展的真相正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孙霄汉将东莞模式的发展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认为东莞在2008年后即进入了产业转型阶段。

孙霄汉在其研究文章中说，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业化起步到2008年的近30年中，东莞的历次发展思路变化、产业更新及政策调整都较好地吻合了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节奏、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大势，使得其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但没有一种模式能长盛不衰。近十几年来，外部环境变了，金融危机令全球市场进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国内方面，粗放式发展则显著失去了政策空间和社会环境，同时面临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大幅上升。

观察人士认为，东莞的变化发生在广、深竞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东莞在这个阶段开始意识到，简单生产赚快钱的日子无法再持续，它开始希望形成全流程的制造业——当然，这种“意识”并非凭空产生，在港资、台资以“三来一补”带动东莞的起飞之后若干年，深圳接下了这根接力棒。东莞从承接香港变为了承接深圳，东莞制造业在此过程中一步步蜕变。

事实上，东莞承接深圳的产业时间很早。深圳制造业在成本一步步趋高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在不同时间进程里转向毗邻的东莞。观察人士认为，和当年港资和台资的“三来一补”制造业相比，接棒者深圳转移至莞的产业质量要高出许多。这些来自深圳的企业，本身已经经受过洗礼，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创新能力。

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开始出台实施一些更具有方向性的产业政策。观察人士认为，待华为进驻东莞，在此建立松山湖基地，将华为终端总部、诸多研发功能以及华为大学搬进这里，东莞已经“形成气候”。

东莞像是夹在广、深两座山峰之间的一处桃花源。深圳制造业由于房价的一轮轮上涨带动整体成本的不断提高，大量企业（也包括那些科技型企业）持续出逃，东莞是其首选目的地。东莞和深圳的关系也由此出现转折：东莞由过去依附于深圳，变成可以与后者对等谈判和合作的角色。

观察人士认为，东莞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它不再希望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也不再希望一直担当代工者的角色，而是想要形成以工业母机为典型代表的更高级别的制造业形态。

东莞也由此和顺德模式分道行之：某种程度上，后者因要服从大广州战略而影响到其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东莞则少了这些顾虑和束缚。

广东地区的制造业也由此形成了两个闭环：其一为顺德模式，优势在于起步早，基础牢，龙头企业突出，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弊端——对于“主业”的依赖性太强，很可能对其发展的高度、长远性和稳定性形成限制。其二即为东莞模式。

有意思的是，东莞似乎没有哪一个产业像顺德地区的家电那样在本地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用于视觉检测的工业眼，还是用于替代手工劳动的机器手，东莞的配套企业都不是为某一行业而存在。与此同时，东莞缺少超级明星企业，则被认为是东莞制造业的缺憾。

“百花错拳”

徐福记营运总经理虞湛不认为拥有极强配套能力的东莞还是一个世界代工厂，技术的革命和生活方式的进步，共同牵引着产业的进步，东莞制造业这些年表现出了的自我进化能力，以及政府的导向性政策和措施，使得此地制造业至今保持强劲的动能。

2021年2月，东莞市发布《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规划建设实施方案》，将数字经济产业、新能源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智能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定义为该市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并为这七大产业规划了相应的区位，产业用地和用房，从资源倾斜、空间拓展、国企参与等方面予以支持。市政府希望，五年以后，东莞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将形成集群，一批世界顶尖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涌现，其中，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些东莞企业人士提及，东莞近年对于引进的企业，实际上门槛都不低，例如松山湖对于落户的企业，在创新性、行业里领先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孙霄汉认为，东莞市政府对于制造业转型有着清醒的认知。事实上，东莞这几年高新企业数量在全国都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但东莞对贸易的依存度依然非常高，而新技术新产业刚刚成形，转化为市场和GDP还需要时间。他相信，海量科技型企业正在能量积聚的过程中。

前述观察人士认为，产业较为全面的东莞近年对新兴战略产业的规划依然选择多点开花，这似乎符合广东人做事的一般风格：他们不太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即便是落了户的超级企业华为，也不会成为东莞制造倚赖的筹码。

“东莞还是依旧希望打造全产业链，即便华为是其中最亮的一颗星星，但也只不过是星星，而不是照耀一切的超级明星。尽管东莞缺乏超级明星企业，但它的好处是拥有无数的星星，当所有的超级企业都在这里具有核心利益，东莞制造也就立住了。”上述人士说。

孙霄汉认为，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产业。从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看，在大湾区的城市群中，东莞的成长空间应该是靠前的。“东莞希望未来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立市，改变中低端制造的业态。如果做的好的话，不排除东莞未来可以承担起一个和广州、深圳、香港可以平起平坐的一个城市。”

但他也表示，这还只是对“势”的一个判断。要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什么时候能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进程如何推进，要看政策的推进，东莞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东莞的功课

身在东莞市厚街镇的印刷企业虎彩印艺计划接下来在松山湖工业园寻找一处新的办公楼，以便接近更好的科技和人文环境。“工业眼”三姆森则希望在深圳成立新的研发中心，以便招纳更多的视觉工程师。松山湖的机器人制造商天机则把研发分别布置在了上海、深圳和东莞的本部。

在五百万的产业工人之外，企业管理者认为，尽管东莞制造业不缺少活力，但以研发为代表的高端人才依然相对短缺，因此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企业的制造基地在东莞，但其研发中心在深圳，或者上海和杭州。

虞湛认为，拥有1000万人口的新晋新一线城市东莞，跟毗邻的深圳和广州比，无论是交通基建，还是教育、医疗，差距依然明显，这使得高端人才依然倾向落向深圳和广州，而不是来到东莞。

东莞人常常会吐槽本市城建的欠账。因“市管镇”的体制，东莞市32个镇街几十年来一直是漫山放养，各自发展，自成体系，东莞市的公共交通因此亦备受诟病：地铁自2016年开通至今才只有一条，高铁紧张的程度在全国的地级市当中，可能绝无仅有。如果你坐公交从市中心到某个镇上，很可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加之医疗、教育等公共配套设施的相对滞后，东莞有时被认为还达不到新一线城市的标准。

广东省实行三级财政，地市一级缴完中央缴省里，剩到自身头上只有不到40%的收入。2020年，东莞市税收收入总额2153亿元，2019年大约2300亿元。以2019年为例，本市可支配收入不过在600多亿，孙霄汉认为，有限的可支配收入，使得东莞在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上捉襟见肘，尽管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富裕的珠三角城市。“表面上看，发工资肯定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要解决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大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配套服务功能不够，连二代的入学都会面临困难。”孙霄汉说。

东莞市政府围绕人才、交通、教育等问题，这几年也在想办法，包括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在高等教育方面与香港、内地高校的对接，规划加快推进轨道建设和与深圳、广州的机场对接，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园，引进散裂中子源等前沿科研基础设施等——尽管后者没有产生生产的价值，但也由此吸引集聚了一批高端人才。

但推进依然慢，财政是一个要命的问题，这也是地铁早就规划完了，但直到东莞的地价涨起来，地铁却还是没有建成的原因。房价涨起来会让地铁建设的推进更加困难。

包括虎彩、三姆森以及安世等东莞企业，都在寻找新的地块，以应对产能的提升，但东莞的土地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孙霄汉认为，早期发展过程中，土地和环保政策没那么严格，但现在不太一样，高端企业需要大格局和更大的空间，而现在这种过于分散的格局，客观上很难吸引高端生产要素。

2021年10月，东莞市新房成交均价已经达到30410元/平。尽管在手机外卖中，20块钱依然还能点到一份菜量丰沛的猪脚饭快餐，但过去数年中，东莞已经成为全国涨势最为凶猛的城市之一，这让这座制造业之城的定居门槛大为增高。

在孙宵汉看来，东莞没有将房价控制好，这对一座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尽管短期内影响还不是那么直接。所幸，和房价相比，东莞市目前的房屋租金价格还较为低廉，这给了数百万产业工人在此继续谋生的可能。

他认为，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东莞未来要稳住制造业这盘棋，首先要控制住房价，其次需要人才政策，其三教育和人文环境需要跟上来，其四城市配套要提升，其五要加大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做好金融资本和产业的对接。东莞企业人士亦提及，尽管新的制造业态在东莞不断涌现，但制造业始终较难获得资本的青睐。

虞湛认为，尽管东莞在制造前端的能力尚未补齐，但这不影响东莞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功能，因为制造业需要执行，制造就是它的长处。

更加幸运的是，身处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东莞始终有机会感时代之先，在市场与技术的碰撞里进行一次次自我革新，并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保持吸引力，但对中国大量欠发达城市的制造业来说，可能会比世界工厂东莞面临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