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再次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再不采取紧急行动，到明年3月，欧洲可能还会有5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持续恶化的疫情让欧洲多国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当地时间11月22日，奥地利宣布“封城”。荷兰也从13日起开始施行为期三周的限制措施。

11月19日晚，新京报记者连线英国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医学院前院长、国际著名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聚焦欧洲疫情与全球抗疫等问题进行探讨。

皮奥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传染性病毒作斗争。1976年，皮奥特与同事共同发现了埃博拉病毒。1995年至2008年，他还领导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项目。2020年5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任命皮奥特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特别顾问，负责处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事务。

谈及欧洲新一波疫情背后的原因，皮奥特指出，冬季来临，人们更愿意在室内聚集，由此增加了感染风险。部分国家过早放松防疫措施，疫苗接种率不高以及早期接种者的疫苗保护效力逐渐下降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欧洲疫情恶化。

另外，皮奥特认为，不应孤立地看待新冠病毒，人们同样可以借鉴抗击其他传染性病毒的经验。

去年3月，皮奥特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他表示，“现在我不仅是新冠病毒的理论专家，还是经验专家”。此次经历也让他更加体会到抗击疫情是一场关于人类的战斗。

新京报记者专访“埃博拉发现者”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外事儿地球连线出品

从以往经验中借鉴学习，抗击疫情“时不我待”

新京报：你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病毒。1976年，你和同事发现了埃博拉病毒。人类最初在面对病毒时，一切都是未知的。在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可以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借鉴？

彼得·皮奥特：我们的确可以从先前应对埃博拉病毒、SARS冠状病毒以及艾滋病病毒的经验中学习。所有新病毒都是突然出现，我们首先要去认识病毒。如果我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又何谈应对？由此，拥有一套能检测初期新病毒的良好运作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例如，中国就有类似的实验室网络，现在类似的网络系统在世界各地也越来越多。

其次，需要及早行动并分享信息。只有科学研究并不够，领导力也十分重要。良好的科学建议可以帮助领导者了解情况，及时在社会中行动并承担责任。

另外，还需要对创新研究进行投资。例如，我们以创纪录的时间研发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疫苗，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成就。但（疫苗）并非平白无故从天而降，疫苗研发正是多年对基础研究和投资的结果。

最后，国际合作也非常必要。病毒没有国界，它们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可以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因此，我们需要彼此交流，应该像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一样，共同应对大流行病。

新京报：你不只研究埃博拉病毒，还曾在1995年到2008年间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去年，你又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特别顾问，研究应对新冠病毒。可以说，你参与过许多抗击病毒的战斗，对于人类应对不同病毒的过程，你个人有怎样的感悟与思考？

彼得·皮奥特：我想它们（应对病毒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对我而言，应对病毒不仅是一串串统计数据，首先，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的战斗。因为病毒会夺走许多人的生命，让小孩子成为孤儿，对民众的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也有巨大影响。另外，抗击疫情离不开国家社会层面上的良好领导，医生和卫生官员也需要在有序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

新京报：在你看来，人类应对病毒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彼得·皮奥特：一方面的挑战在于研发疫苗、药物的速度。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各国之间强而有力的合作。

另一方面的挑战是尽早行动。我曾写过一本关于发现埃博拉病毒的回忆录，标题就是“时不我待”（No time to lose），如果我们可以尽早把病毒扼杀在摇篮之中，阻止其进一步蔓延发展，就能防止更多病例出现。

不过，最初我们并不总是了解事情的全貌，决策者也很难确定，这究竟是一场大流行病的开端，还是一次局部传播。因此，我们不应冒任何风险，而是及时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

新京报：去年，你曾被诊断出感染新冠病毒。你曾谈到“亲身应对新冠病毒是一次足以改变一生的经历”，此次经历如何影响了你对新冠病毒的看法？

彼得·皮奥特：我在2020年3月感染了新冠病毒。比利时有句俗话，意思大致是如果你亲身经历了什么事，那么你不仅是理论专家，还是经验专家。所以针对新冠病毒而言，我不只是做研究的外部专家，还是内部专家。

这次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观点。像我此前所说，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的战斗。而欧洲更多谈的是统计数据和医疗服务，对人类本身谈的却不多。我公开谈论病情，也是因为在疫情初期，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有限，而感染新冠病毒也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身体非常疲惫，数月以来，我的心脏和肺都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先前不了解的内容。数百万人（出院后）都遭受着这种痛苦。幸运的是，现在一切都很好，我已经72岁了，今早还跑了5公里。能活下来，我一直对此心存感激。

疫情短期不会消失，应推动疫苗接种并加强全球合作

2014年，彼得·皮奥特在刚果（金）亚布库村庄。/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疫苗已经推出近一年了，相比于一年之前，如何看待全球疫情局面？

彼得·皮奥特：好消息是在中国、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中，已经有大量的民众接种了疫苗。即便欧洲再次成为新冠疫情的“震中”，正是由于接种疫苗的人越来越多，才有越来越少的人死亡或接受重症监护。

但问题在于疫苗生产数量并不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有许多人没有接种疫苗。非洲地区的接种率很低，这些人的处境依旧非常危险。只要病毒还在世界某些地方传播，就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

病毒不仅没有国界，还会经常变异，形成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如今出现了德尔塔病毒，它要比原始毒株更具传染性，民众感染的风险更高。因此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保证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

新京报：积极有效对抗疫情，需要全球共同合作抗疫，你如何看待全球共同抗疫的效果？全球合作存在哪些不足，应该如何改进？

彼得·皮奥特：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展现了其领导能力，推动了许多全球性合作。积极的一面在于，中国科学家很早就与世界分享了病毒序列，这一步非常重要，使得世界上其他科学家能够对此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开展诊断测试和疫苗研发。

但全球合作还远远不够。在欧洲，最初还有一些国家禁止出口防护装备。欧盟有27个国家，是一个综合的经济体。有的国家提供诊断测试，还有其他国家生产口罩等其他设备。一个国家开始关闭边界，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我们正在进入抗击疫情的新阶段，因此需要更全面的合作。

例如近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各国对共同抗击疫情做出承诺。我认为，在抗击大流行病时，各国应该放下所有地缘政治纠葛、经济竞争等问题，暂时“停火”，谋求合作。

新京报：除疫苗外，近期新冠口服药的好消息不断，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新冠口服药的国家。新冠口服药的出现会带来哪些改变？

彼得·皮奥特：如果你一年半以前问我，疫苗和药物哪个会先出现，我可能会说是药物，因为疫苗更复杂。不过，显然我错了。

一方面，我们真的很幸运。举例而言，40年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艾滋病病毒，但至今没有研发出相应疫苗；另一方面，这也主要归功于长达数年的基础研究，这些成果能够立即被用于研发疫苗。政府和企业的大量投资也加快了疫苗推出的速度。

除疫苗外，我们还需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研发新冠药物。例如已经接触过新冠病毒的人、老年人以及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人，他们真的需要药物，新冠口服药物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我们不仅要保证药物有效，也要保证民众负担得起，这同样离不开全球合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全球疫情未来的发展?

彼得·皮奥特：我倒真希望有个水晶球，能看到新冠疫情结束的具体日期。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2年的时间，目前看来疫情短期内不会立马消失。我们可能会遇到像流感一样的情况，每年冬季的病例会有所上升，但由于接种疫苗、戴口罩等其他措施，感染病例、重症病例以及死亡病例都会越来越少。

因此，我们需要有长期思维，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都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要为整个社会找到应对疫情的最佳方式。

多重因素导致欧洲疫情恶化，人们或进入“大流行时代”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欧洲再次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社交媒体截图

新京报：近期，欧洲又成为了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欧洲新一波疫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彼得·皮奥特：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欧洲新一波疫情。首先，欧洲多国进入冬季，人们在室内聚集增加了感染风险。其次，今年夏天，感染病例的下降也让人们自鸣得意，放松了警惕。许多国家包括比利时、德国，他们都放宽了防疫措施，几乎没有人再佩戴口罩，夜店、餐厅也都重新开业，我们如今正在为当时的自满付出代价。另外，我认为疫苗保护民众免受感染的有效性也在慢慢下降。像我一样的老年人，我们是在年初的时候接种疫苗，所以现在需要再打加强针。

欧洲还在推进疫苗接种方面存在困难。部分欧洲民众对疫苗一直很犹豫，不情愿接种疫苗。他们不信任政府、大药商或疫苗，部分民众甚至对医生也抱有怀疑态度。如何说服民众接种疫苗是欧洲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

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要求民众佩戴口罩、限制人群聚集以及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新京报：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的新一波疫情对于全世界是一个警告。其他国家应从欧洲新一波疫情中意识到什么？

彼得·皮奥特：在欧洲发生的新一波疫情在其他地方也都有可能发生。我认为，这意味着放松防疫措施要尤为小心，不仅需要加快推进疫苗接种，还要尽可能给中老年人提供加强针。欧洲的疫情也说明，短期内想要完全消灭疫情几乎不太可能。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此情况下让社会依旧正常运转，同时最大程度上避免疫情带来的危害。

新京报：你曾说道，“我们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大流行时代”，我们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了吗？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彼得·皮奥特：我们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大流行时代，回首过去10年，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大流行病，新冠疫情显然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这些疫情的共同之处在于，病毒最初都来源于其他动物。我想随着人类频繁接触动物、人口压力（增加）、城市化（加快）以及更大的流动性，多种因素综合起来，类似流行病还会继续发生。

因此，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就十分重要，这样才能避免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损失。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习，例如2003年SARS疫情暴发时，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同样有效。例如，中国有实验室网络和公共卫生预警监测系统，这些措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强化。这样就能在早期进行疫情监测，当有新病毒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及早行动。

其次，还须及时透明共享信息，才能继续研究生产疫苗等必要产品，这同样需要国际合作。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社会全体也需要做好准备。例如，企业和学校等地会定期举行防火演习。社会也应该做好（疫情）演习，看看人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医院是否有足够的床位，如何隔离病例。除消除贫困、清洁空气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外，为下一场大流行做好准备也应该是各国的重要议题。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姚远

编辑 张磊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