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0万名德国选民参与的这场选举,静悄悄的。
有不少人觉得,和一向热火朝天的美国大选比起来,德国大选有些太安静了,毕竟这一次,是16年来,德国首次的确要“变天”了,而德国人依然不温不火。
然而行动比言语要更实在。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众多德国选民,不少都选择了提前投票。
来自汉堡的投行律师安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考虑到大部分民众都可能提前投票,26日当天关闭投票后,初步结果就已经锁定局面。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史世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星期日民众投票,德国当天晚上六点关闭投票,第一次预测出炉,这差不多就是很准确的结果了,之后的偏差在1%之内。之后过两小时,当晚八点钟,基本上就可以宣布谁能胜选了。”
选情还会有变数吗?多位采访对象的答案是,是的。
沉默的老年选民
大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显示,社民党支持率为25.3%,联盟党支持率有22.4%,绿党支持率15.7%,自民党支持率11.4%,选择党支持率10.8%。可以看到,民调中社民党仅领先2.9个百分点。
史世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大选最主要的看点是,联盟党还能不能扭转乾坤。
根据现在的民调调查,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差距不是特别大,前者大概21%~22%,后者为25%~26%。他解释道:“如果联盟党的支持率能够达到25%,比社民党稍微高一点,那也会在选举中成为最大党,这对权力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还是存在一定变数。”
安北也认为,民调不一定对于大选前景给出正确预测,“大选结果始终还是开放的”。
“我还是认为,联盟党仍有可能再次成为最强党派,比社民党还强。”安北说,这同德国民调的调查方式相关:通常接受民调的德国选民,在1000人-2500人之间通过在线上或打电话的方式随机抽取,但这样的民调方式却漏掉了德国选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年选民。
根据德方公布的数据,参与本次大选的6040万名选民中,18至29岁选民占14.4%,30至39岁选民占14.3%,70岁及以上选民占21.3%。
“70岁以上的选民,他们通常不会参加在线民调或其他民调,而这些老年选民都是基民盟的选民,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能在民调中充分显示出来。”安北解释道,考虑到基民盟在德国仍然有非常强大的基本盘,因为这个党派非常的温和中立,所以我想最终真实的支持率还是有出入的。
“在民调中,目前社民党支持率在25%左右,联盟党在22%左右,这很容易改变,譬如联盟党可以拿到25%-28%,而社民党在投票中会拿到比25%少的票数。”安北说,所以如此算下来,到底能不能顺利组阁还难说,目前看,变数很大,可以说德国面临着一个开放的选举结果和开放的组阁未来。
史世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大概一个星期前,还有30%的民众没有确定最终会投给谁,随着大选的临近,这一比例会减少,但可能至少还有15%的人没有最终确定。”
年轻人看好绿党
德国大选三名总理候选人分别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基民盟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和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
在德国给学生上课的史世伟,发现年轻学生和45岁以下的人群都比较赞成绿党。对此,史世伟认为,绿党的纲领与德国年轻人的诉求较契合,不过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的确缺乏经验。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安北和诺伊伯都是德国80后。虽然知道贝尔伯克不一定能赢,但是安北还是投了绿党。
安北说,德国年轻一代看好绿党的原因是,这一代德国年轻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个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且对于未来一代是种危险,绿党是真正要严肃治理这个问题的政党,而其他政党已经当政多年,但是没有足够雄心来应对。
不仅如此,除了气候变化议题,在让德国经济可以应对未来挑战的诸多问题上,绿党也有计划。安北说道,在德国同其他国家竞争时,没有那么多优势的领域方面,绿党都想发力,譬如在建设促进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方面,在建设对创新更加友好的环境方面。
而对于社民党和基民盟来说,这些事情都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安北说:“我想对于他们而言,或多或少他们就想维持现状,不想对日常生活做出改变,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改变的话,会丢掉更多选票。”
诺伊伯表示,选民身上的标签是决定其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以85后的视角来问我,年龄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年轻选民更偏自由派,更激进,所以更喜欢左翼。同时,相较于年长选民,年轻选民通常被认为更意识形态化,他们对某些话题和政党的看法可能更稳定。”
“除年龄外,选民的工作背景、教育背景,以及他们来自哪里(东德与西德、城市与乡村)也是影响他们利益、价值观及政党偏好的因素。”他称。
诺伊伯表示,基于上述各种条件,大致可以勾勒出不同党派典型支持者的人物画像。
“总体而言,城市年轻人会更关心气候变化议题,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更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党;农村年轻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接受过高质量的汽车行业职业培训)往往更关注养老金、税收和移民问题;西德民众(或巴伐利亚)与联盟党有更紧密的联系。”诺伊伯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称,之所以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在城市的年轻选民更关注气候问题,是因为这是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重要变量。此前,联邦政府已做出减排承诺,但并未正式履行。能否落实这一承诺,决定了未来德国生态环境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