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火爆的教培行业，随着风向的突变快速冷场，现在，还值得回去吗？

来源|AI蓝媒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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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羊

编辑|魏晓

“现在、以前”，教培行业的离职者，一旦回忆起那段职业生涯，总爱使用这样的对比。

反差实在太大了。

仅仅半年前，教培行业头部公司还是资本追逐的对象，应届毕业生“月入过万”的首选，教育创业者的始发地。

“双减”政策下达之后，遍地黄金成了一地鸡毛——大批员工被离职，那些曾经看起来无法被撼动的教育公司，市值跌落千丈，不得不转型求生。

大潮退去后，有人看好掩藏在地下的学科教育市场，更多人面对行业前途黯淡，不再回首。

重返教培行业，不同的人在这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人犹豫不决，有人乱中寻找机遇，迷茫与生机共存的领域里，他们有一个共识：教培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入行 毕业即月入过万

11月13日，好未来官方公众号上刊载《张邦鑫给全体好未来小伙伴的一封信》。周青指评论区的回复说：留言都是说好未来良心，没有水军，都是真情实感。

媒体也读了这封信，在当天释放了这样的标题：好未来宣布退出K9教育。

一方面是头部教育集团的退出、转型，另一方面，是周青这样曾经的教育螺丝钉在“裁员”冷静期过后，开始反思当时的“疯狂”。

“你会发现，一旦离开那时的教培行业，就真的找不到想那样赚钱的工作了，从物质层面来说，简直太疯狂了。”

好未来是周青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强调“也是第一份被裁员的工作。”

还没毕业的时候，周青就听说有同学在教培行，一个暑假最多赚到3万元。在她入职以后，“传说”成为现实。“校招的时候，他们说入职就给配手机和电脑，有下午茶、零食、水果，年薪在6到12万之间。”

这样的待遇，在大学刚毕业的周青看来，有些天方夜谭。不过，随着入职，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在周青看来，去年的教培行业和今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反差：去年是不遗余力的把你留住。

“因为孩子太多了，因而需要更多的辅导老师。之前员工入职要先进行培训，培训后再进行复试，然后才能正式入职，而招生多的时候，复试被挪到了前面，只要你简历进来了就开始复试、上岗，然后再进行培训，同时原本三天的培训被缩短到一天。”周青说。

那时候，周青总有一种“临危受命”的感觉——学生源源不断的被招进来，有的班在寒假之前还没什么学生，但假期后一开学，直接塞进300个学生招满。

周青也忙得不亦乐乎，薪金随着工作量的提升水涨船高。

刚到好未来的时候，周青是岗前培训师，底薪是6800，还带一个90多人的奥数班，双重工作加上不停的和家长、任课老师沟通、续报（继续报名上课），周青算下来，大概每个月能拿1万多元。

毕业即月入过万，在去年的教培行业，周青轻松实现。

但现在，兴奋之余她又摊开手：那只是短短的几个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吗？

离职 不再信任教培行业

离职的周青又决定考研——尽管这不在她的计划内。

若不是从好未来离职，这个时间应该在准备寒假补课班，以及新员工岗前培训。

关于离职，周青用了一个词：悲壮。

她记得今年6月底，好未来北京总部的71层到80层会议室全部被征用，每间会议室配有一位HR，被辞职的员工按工号进入会议室，一对一谈话。HR现场开出条件，要不拿从2500到5000不等得不偿，要不拿每月800元的工资，但只给到8月。

多数人选择了拿补偿，但也有人“反抗”——有离职的员工问“为什么让我离职？”但HR的话术都一样：“产能过剩。”

这句“产能过剩”说出了教培行业的真相。7月24日晚间，那份《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落地，周青也觉得，自己的“教育职业生涯差不多了。”

她给毕业同样进入教培行业的同学打电话求安慰，对方反问她：“你怎么还没走？”

她的同学在新东方北京总部，6月被裁员后回了安徽老家，本来决定拿着几千元的补偿度过暑假后再寻出路，却在老家接到原来新东方老师的电话，问他有没有空9月回北京一起做线下培训。

“那老师资源（学生）不错，有不少家长愿意继续在线下学，我也和不少家长保持很好的关系，9月我回北京帮她打理，先赚个房租钱。”同学说。

重新回到教培行业，并不是大多数“被裁”人的选择。周青也一样——实现教师资格的梦想不太现实，帮助教师“搭把手”又让她没有职业安全感。

“大部分这次从教培行业离职的员工都说不会回到这个行业了，这次裁员让所有人都没了安全感。”周青说。

在周青看来，教培行业的两大集团好未来和新东方转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人”的问题，其次才是转型方向。

“谁还敢回来？这次已经重伤很多人了，教培行业裁员潮人所共知，它带来的影响就是从业者不再信任这个行业了，这将持续很多年。”

重返当下只能如此

周青的同学是“重返”教培行业的一员。

“这是个机会。”她告诉周青，“学科教育不可能被完全斩断。”

一切从“需求”出发。周青的同学看好“海淀妈妈”这样壮大的“鸡娃群体”依旧存在。

一方面，妈妈们失去了为孩子补课的正规渠道；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的“地下教育”市场。

回到北京，周青的同学将成为“地下教育”市场中的一员，她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小课堂”没有办学资质，她也没有教师资格证。她告诉周青：赌一把，需求很大，况且以我和家长的关系，举报的可能性很小。

有一刹那，同学的“赌一把”让周青心动了一下，毕竟曾经资本带给教培业的数字，让她感受到肉眼可见的财富就摆在那。

报道显示了这样的“财富数字”：“双减”政策前，2020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超539.3亿元，为近几年来最高，超过2016年至2019年融资总和。

“只要有老师愿意出来教，就肯定有家长愿意带孩子学，钱不是问题，价格只会水涨船高。”

“几个月前资本还在疯狂的涌入，说明市场远远不饱和，但这时候回去（教培行业），风险太大了。”周青说。

在重返教培行业这件事上，周青和她的同学，代表了被辞教培员工的两种状态：

前者带着一点惋惜，却对行业失去了信任；后者则认为行业衰落反而带来了新机会，颇有一种赌徒的心态。

另一类在教培行业裁员潮中留下的人，已经重新坐在风雨飘摇的教培公司办公室——他们被重新评估业绩，就像是教培头部公司重新评估市场、新业务那样，看起来是必要的转型，却又存在着不知所措与茫然。

受访的员工不愿透露姓名，他所在的机构要求自11月13日起“所有员工不得对外发声”。采访简短，却透露出无以言表的沮丧。

“你现在主要工作是什么？”

“和公司一起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型。”

“具体有什么动作？”

“具体不好说，我也很迷茫，但当下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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