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叠加考虑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趋势，就业错配会对中国长远发展构成挑战，需要通过改革调整及缓和其中的矛盾。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保就业的重要性。稳经济就是保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创业，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会议要求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出失业率呈上升趋势以及年轻人群失业率较高的现状。

当前就业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两年来，疫情持续冲击服务业，而服务业是提供就业最多的部门，制造业受益于出口旺盛，部分地区和企业还存在用工短缺现象。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市场治理以及高速增长的房地产业受挫等都对部分行业的就业形成了一定压力。因此，保就业要首先稳经济，通过增加财政投资以及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等，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

但是，中国就业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就业选择与就业需求的错配，虽然稳经济政策可以创造更多岗位，但是如果劳动力的选择发生变化后与经济结构和空间分布不匹配，就会造成就业不饱和以及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现象，掣肘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与经历过物质短缺的一代不同，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对就业环境和收入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父母一代那样更愿意接受吃苦和奋斗。这种高水平的要求与中国当前还在向高质量转型的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错配，中国目前还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大量年轻人选择“慢就业”，也就是缓就业，暂时在父母的养育下等待机会，而许多父母现在也都有能力为成年独生子女持续提供高水平的生活支持。但是，由这种就业心态所产生的“准失业”状态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让这部分年轻人错失在工作中掌握劳动技能的机会，由此引发“疤痕效应”，未来也可能因为缺乏工作经验以及年龄限制等问题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只能从事非正式职业或者创业。

为了追求更稳定更体面的工作，最近几年，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教师资格证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体现了大学生择业的诉求较高，对工作环境和收入的预期值较大。一方面，说明市场提供的有竞争力的职业岗位越来越少，且具有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虽然制造业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大部分大学生拒绝接受，这说明中国劳动力培养与经济结构的错配加剧。

根据人社部近日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58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并且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因此，中国应考虑减少普通大学的培养规模，大幅提高职业教育的比重，避免部分大学生择业时构成的就业市场错配问题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前，制造业工人主要来自农村，但现在农村年轻劳动力比重大幅降低，制造业工人需要从城市挖掘。

一个更需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就业，疫情加剧了这一个趋势。人社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用工缺口从去年第四季度的92.9万人增加到今年第二季度153.8万人，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端职业岗位。这与农民工返乡有很大关系。农民工返乡与县域经济发展有关，但返乡群体大多只能从事非正式职业或者个人创业，吸引人们返乡的因素也与农民工父母养老需求以及青壮年婚育有关。跨省就业容易造成老人和小孩留守的状况，长远来看，大部分农民工也很难实现“举家迁移城镇化”，所以，选择回乡是大势所趋，这也会加剧制造业以及中大型城市服务业劳动力的短缺。考虑到返乡后非正式就业的问题，这些返乡劳动力可能会缺乏技能增长的空间，收入也可能会随之下降。

可以看出，当前就业压力可以通过稳经济加以解决，但劳动力结构上与空间上的错配若不加快调整，则可能会持续影响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这与中国的教育结构有关，利益驱动下的一些大学扩招以及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人才错配。而一些大中城市房价过高导致的高生活成本，以及相关岗位的低收入水平，使得许多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如果叠加考虑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趋势，就业错配会对中国长远发展构成挑战，需要通过改革调整及缓和其中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