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梁建章、任泽平等人口经济学家发布了《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指出，如果只按目前这种力度来鼓励生育，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只有采取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平均需要投入GDP的5%的财力，才能把生育率维持在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1.6。

“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补贴生育是有必要的，至于国家财政要花多少钱来补贴生育，这就不一定了，要考虑到提升生育率的难度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一般来说，生育率越低，就需要花更多钱来补贴生育。”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对时代财经分析。

12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的公告，GDP现价总量为1013567亿元。按此计算，GDP的5%为5万亿元。财税专家、中山大学林江教授12月18日对时代财经分析，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万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万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万亿元。

“财政非常紧张，赤字也是有一定的限度。难以从财政中拿出5万亿来作为专项鼓励生育。”林江坦言。

事实上，当下已有一些地方对生育进行鼓励补贴。四川攀枝花政府将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到孩子3周岁；甘肃临泽县对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对于生育补贴的鼓励作用，时代财经采访了一对即将生育三胎的夫妇，两人共同经营一个小店，带娃时间较为灵活，“有补贴当然是很好，能够减轻一些负担”。

另外一对不计划生育三胎的夫妇则表示，即便有补贴也不敢想，“对于我们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来说，养一个还行，两个已经很大压力，三个简直是不敢想。”

在林江看来，现实中，用补贴或奖励鼓励生育可能遇到尴尬的情况——决定不生三胎的人，不会因为奖励1万元而生；而决定生三胎的人，给他们奖励1万元，那也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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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安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任泽平、梁建章等专家在《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指出，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将在2-3年内进入负增长，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因此，在梁建章看来，鼓励生育刻不容缓。他指出，每提高相当于1%GDP的支出用于家庭补贴，就会使生育率提高大约0.1个孩子。按照此分析，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提高到更替水平2.1，需要花费GDP的10%。

“国家财政出钱鼓励生育，这是接下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12月17日向时代财经分析，现在养孩子、生孩子成本是家庭承担，收益是社会的。“既然这样，相当于家庭在为社会做贡献，由社会来提供一些资助是有道理的。”

至于能不能每年拿得出5万亿元？苏剑认为，要看中央的决心。在林江看来，5万亿元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分析，拿出5%的GDP来鼓励生育，可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测算，但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合适。

据悉，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771亿元，占4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0124亿元，为55%。

今年1月份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新增财政赤字1万亿元。为了让财政运转更充分，中央还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此外还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

林江分析，如果拿出5万亿资金来鼓励生育，可能无法满足现有的财政安排。他向时代财经列举了一个边远地区去年财政收支情况，该地区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300亿，但公共预算支出达1300亿。如果政府拿出巨额资金去鼓励生育，那就无法满足这样边远地区的财政安排。

住房是最大的顾虑

据梁建章的报告，巨额的生育鼓励主要举措包括三方面：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如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现金和减税部分要2-3万亿元。

二是购房补贴，一个孩子的到来，家里至少多20平米，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能在2万亿左右。

三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林江指出，这些建议虽然好，但面临人大常委如何界定其鼓励性质奖励的收效，因为鼓励政策的有效性难以测算。

“不同地区，生活水平、维持开销不一样，同样是奖励10000元，在四川攀枝花可能比较合适，但是在广州就显得寒碜。再加上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决定不生三胎的人，不会因为区区的补贴，例如每年1万元而去生三胎。”林江补充道。

家住广州的肖伟（化名）夫妇是在三胎政策公布前一个月怀上第三个孩子的。

肖伟是个体户，开烧腊店，家里也没有老人帮忙带小孩。肖家的老大是哥哥，已经五年级了，日常生活比较独立。老二妹妹三岁多，比较乖巧。老大、老二都是夫妇两人带大，如今他们准备第三个孩子也是自己带。

“住房补贴最实际，三孩家庭住房要120~130方左右。”肖伟听说专家建议政府斥巨资鼓励生育，他认为，住房补贴比较重要，他家在教育、衣、食、行方面的开销不算太大。“我的观念是培训、早教都没有必要参加太多，小朋友最重要就是家人的陪伴，和她玩、和她说话。”

目前，教育成本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高，只有儿子每个月600元的游泳费。

在住房方面，肖伟决定明年或后年置换房产，现在家里是80多平米的三房，但其中一个房间比较小，不好利用。“我们看中一个楼盘，购房说明是优先考虑首套住房的购买者。我建议政策也要对三胎家庭置换的需求倾斜。”

陈洁（化名）是两个小女孩的妈妈，她对时代财经称，不会考虑生三胎，经济、无人带娃、住房、教育均在顾虑的范围内。

“老人家一般不愿意背井离乡，长期在这边带孩子，而且老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让他们一直为儿女付出，所以像我家的情况就必须有个全职在家。工薪阶层只有一套刚需房，孩子多了，住的地方都没有，还要每月还房贷。”

补贴生育不是提高生育率的唯一措施

“虽然生育补贴可能对刺激生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也对时代财经表示，提升生育率不是一个生育补贴就能够解决的。

孟立联指出，要看到生育价值的转变，不结婚、不怀孕已有相当的比例。这类人群，可能与经济状况有关，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且也不是决定因素。

“事实上，选择丁克的夫妻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较高。剩男剩女的普遍存在也显示出婚姻与生育并不成为生活的重要或必须的选择。所以，应当高度重视生育价值的转变。”孟立联解释道。

“生育行为决策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收入方面。”孟立联进一步称，育儿成本过高，怀孕生育对就业男女的发展机会、空间及其生活都会有影响。长期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背景下，现在大多数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妻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压力也影响着夫妻的时间和财务安排。他建议，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使夫妻愿生能生，需要综合施策，任何单方面的措施都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何亚福也认同，补贴生育不是提高生育率的唯一措施。“如果女性在教育和市场就业方面获得与男性几乎相等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由于生育而受到严重限制，那么女性将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所以，需要出台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才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何亚福称。

除了财政发力、补贴生育之外，也有专家建议政府内应有部门统筹鼓励生育的工作。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指出，面对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发达经济体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先例，例如日本成立的“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韩国的“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家庭、老人、妇女与青少年事务部”及新加坡的“人口与人才司”等，并且发布了系列政策措施。

杨畅称，在短期，成立政策顶层机构能够减缓生育率下行的趋势，促进鼓励生育政策在全国的实施，使得生育率止跌并小幅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