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年前，一些白领间兴起“逃离北上广深”，即因生活成本较高而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移居到其他二、三线城市的现象。

　　在另一个半球，逃离大城市的戏码同样在上演。《纽约邮报》统计发现，2010年至2017年离开纽约前往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比其他地方去纽约的人高出近100万。在全球范围内，“逃离”大城市以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潮流同样在伦敦、芝加哥等大城市悄悄蔓延，并且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离开城市前往乡村的人群平均年龄相比10年前年轻了10岁。

　　已有研究显示，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的改变主要源于外部因素（环境）和内部因素（心理）的改变。

　　在外部因素方面，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可获得性的差别、心理成本和短期的货币收入等都是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的影响因素。同时，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对毕业生的择业产生影响，虽然高昂房价使得毕业生希望前往薪资较高的大城市和岗位就业，但真正面对大城市的购房压力时，多数毕业生实际上辞掉一线城市的工作而选择在中小城市再就业。在心理因素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在择业观上变得更加灵活，勇于尝试互联网催生的各种职业，并着重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能力的发展。

　　不过，在宏观环境和微观因素一同改变的情况下，近年来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地点产生了何种变化仍未明朗。有报道称，2013年高校毕业生中，有61%主动逃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而前往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但也有报道称该数据结果为“伪命题”。因权威数据缺失，全社会难免对大学生的预期就业走势缺乏了解，这会影响或推迟政府相关政策的形成。

　　本研究尝试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权威调查数据，重点揭示近年来大学生预期就业城市偏好的趋势，并探讨哪些大学生群体倾向于前往一线城市进行就业。

　　大学生选择就业地不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现象

　　已有研究显示，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巨大的竞争压力和高涨的生活成本，迫使不少高校毕业生离开；随着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二线城市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其竞争压力小、发展机会多、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因此人才向其他城市流动的趋势愈加明显。

　　但总体来讲，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公开数据主要以市场调查为主，并重点针对毕业生的就业流向进行调研，较少关注在校生的就业城市意愿或偏好，因此我们仍未能得知当代大学生在其就业地区的未来规划上是否存在“逃离”一线城市的现象或趋势。

　　根据已有的数据和报告，在大学生就业预期问题上，“是否逃离一线城市”的命题存在争议，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增加。不同的结论可能是源于相关调查采用了相异的抽样框和调查方法。（本研究中的“一线城市”专指北上广深；“新一线”城市的划分标准仍未统一，同时每年划分的“新一线”城市仍在变化中，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结论。——作者注）

　　本研究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所得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自2010年开始组织，是一项试图了解当代大学生在教育和就业、恋爱和婚姻、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看法的大型全国跟踪调查。

　　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这项调查最终获得的包括具典型代表性的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在内的最终保留样本数量，分别为6176个、8977个和13011个。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选择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作为毕业后的就业地点”。控制变量为性别和年龄，核心自变量则是包括户口状况、受教育层次（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院校所在地、兄弟姐妹数、是否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是否想攻读更高学位。（关于样本的一般特征描述，参见表1。）

表1。 样本的一般特征描述

　　从总样本来看，男性和女性、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决定攻读更高学位和决定不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比例相当，均占一半左右。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平均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不足1个，为0.76个。过半数样本为大学生，其次为专科生，占比最少的为研究生。超过六成当代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其他同学的家庭经济状况相近，表明大部分大学生的家境状况与其他同学相比不存在较大差距。

　　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和毕业后想在其他地区就业的大学生相比较，两者的性别比和年龄较为相近，但非农户口占比、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比例、独生子女占比、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比例在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中均更高或更好。

　　另外，平均兄弟姐妹数量在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群体中反而相比毕业后想在非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群体要低，表明兄弟姐妹更少的大学生更愿意前往一线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本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013 年、2015 年和2017 年，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22.67%、34.99%和35.32%。其中该比例在2015 年增长迅速，相比2013 年增加了12.32%，而2015年和2017 年的比例相当。（参见图1）

图1。 当代大学生总体毕业后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

　　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择业意愿上并不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的现象，在对未来的城市偏好选择上，预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比例反而有增无减。值得注意的是，该比例仅反映当代大学生在就业地点上的偏好及其未来规划，在一线城市的实际求职中，或由于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或由于二线城市工作机会增多，故而可能出现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就业率逐年下降的趋势。

　　独生子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

　　分群体比较来看，不同大学生群体毕业后预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大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相当，除2013 年女性大学生群体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稍高于男性大学生外，2015 年和2017年均为男性大学生想在一线城市择业的比例较高。

　　户口性质比较上，非农户口的大学生中期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要高于农业户口的大学生中期望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

　　在不同的教育层次中，本科生相比专科生和研究生在就业意愿上更偏向于选择一线城市，其中研究生心仪就业地点为一线城市的比例又高于专科生。

　　另外，就读于一线城市院校的在校生选择毕业后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远高于院校位于非一线城市的毕业生，这可能是由于在一线城市就读的大学生的地利之便，在当地生活和学习了几年的大学生在当地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难免对就读地产生黏性，以至于期望留在一线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与以往印象相反，独生子女大学生中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反而超过非独生子女十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独生子女在意愿上更偏好前往一线城市就业，但在实际工作中反而是在父母所在城市就业的现象。

　　在父亲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生想毕业后在一线城市择业的比例也就越高，同时各年相比增加的比例也越多。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大学生越是期望在一线城市工作。其中，2015 年和2017 年，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中过半数期望在毕业后于一线城市就业，其比例远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较差的大学生。

　　与预计相同，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相比决定不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有更高的一线城市就业偏好。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期望攻读更高学位的在校生对未来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会希望通过获得更多人力资本的方式而在一线城市就业。

　　就不同年份的比较而言，不同群体均显示出更强的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而分群体在不同年份间的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到不同年份的不同群体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即在不同群体的比例的排序在不同年份间较少出现差异。（参见表2）

表2。 不同年份的不同大学生群体毕业后期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

　　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倾向于一线城市就业

　　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为追踪调查，因此以下我们将仅使用2017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考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群体的大学生之间其一线城市就业偏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看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拥有更高的毕业后期望留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约高出12.73%。而年龄、户口状况和受教育层次对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不同的年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专科生和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在将一线城市作为毕业后的理想择业地点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在农业和非农户口的对比上，虽然在比例上有更多非农户口的大学生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但正如以往研究所表明的，城乡背景是通过影响就读院校的层次继而影响其就业地点，从而或许造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在控制了院校地点后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不存在显著作用的局面。

　　为此，我们除去院校所在地的变量，可以看到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对大学生的一线城市就业偏好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受教育层次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从不存在显著作用变为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显示受教育层次也通过就读地点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发挥影响作用。非农户口、本科生和研究生更多就读于一线城市，从而增加了其一线城市就业偏向。数据显示，11.78%的本科院校位于北上广深，相比之下，大专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比率仅有本科院校的一半，为6.89%。

　　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烈的一线城市就业偏好：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的概率是非一线城市就读大学生的六倍以上，表明当代大学生在未来规划上会对院校所在地产生黏性，显示出就读地区对未来就业的巨大影响。

　　本研究发现，兄弟姐妹每增加1 个，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概率增加6.96%，但该影响并不显著，也即兄弟姐妹数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区别于零。但兄弟姐妹数较多的大学生相比兄弟姐妹数较少的大学生会更少地在一线城市就读，从而影响了其毕业后的择业地点规划。另外，当兄弟姐妹数为零，即作为独生子女则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独生子女的一线城市择业倾向相比非独生子女高出17.98%。

　　本研究还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大学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也越高，但仅有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与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相比才存在显著不为零的差异。

　　此外，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相比周围同学较好的大学生，显著倾向于在毕业后于一线城市工作，其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相比经济状况比周围同学较差的大学生要高出68.51%。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显示出对一线城市择业倾向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社经地位一般和家庭社经地位较差的大学生之间在北上广深就业倾向上没有显著差距。

　　最后，计划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相比不计划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其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要高出45.89%。但有趣的是，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在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核心结论与政策启示

　　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就在校大学生的未来就业城市偏好而言，“逃离”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现象并不存在。相反，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毕业后期望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占比反而更多。

　　对这群大学生而言，他们在毕业后或仍会在一线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能真正留在一线城市的就业人数仍是未知。因此，即使在就业偏好上不存在“逃离”一线城市的现象，但在实际就业中或许真的存在于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逐年减少的趋势。同样，本研究结果也未能否定当代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工作几年后，不会前往其他城市再就业。

　　但从结果看，在房价逐年上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以及二线城市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对一线城市的热情仍未熄灭。就业机会丰富、薪资较高、生活选择较多、教育和医疗资源优厚的一线城市，仍是大学生想施展其抱负和能力的首选，在校大学生中将一线城市作为其首要的理想就业地点的比例仍存在上升趋势。

　　哪些大学生偏向将一线城市作为理想工作地点呢？从前面分析的结果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男性、就读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相比其他大学生更期望在毕业后前往一线城市发展，但户口状况和年龄对一线城市择业倾向没有显著影响。

　　简单来讲，一方面，在一线城市工作需要一定的资本支撑，因此父亲的学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相比其他人越好，其越能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放在其首要选项上；另一方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具有大量工作机会，其工作薪资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因此越是期望获得较好和丰富生活的大学生，也就越想在毕业后在一线城市就业。

　　从这一角度来说，不难理解部分大学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后前往二线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决定，毕竟一线城市生活成本位于全球前列，仅靠其较高的薪资和多彩的生活选择，仍可能较难获得或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

　　此外，就读院校所在的区域往往是在校大学生除家乡以外生活得最久和了解得最多的城市，他们在拥有缤纷的校园生活的同时，也看到了一线城市暗藏的丰盛工作机会，因此在理想就业地点上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产生较大黏性。这对二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启示是，这些地方应当提升自身高校实力以吸引人才，同时为在校大学生增加当地就业的辅导、引导和宣传，以提高高校人才留在当地工作的就业率，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最后，对在校大学生一线城市就业倾向的上升趋势，决策者一方面可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适当降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鼓励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实习、就业和创业等，促进大学生真正流入并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为一线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注入更多活力。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可增强其他城市的宣传工作，同时促进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使得不同城市和区域就业的大学生均等获得较为理想的薪资和待遇；当地政府也可加强其就业辅导和当地工作机会的宣传工作，提高其他城市作为当代大学生理想就业地点的可能性，均衡不同类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陆杰华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岑欣仪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本文原题“‘固守’抑或‘逃离’：当下大学生预期就业一线城市偏好探究”，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经授权重发，有较多删改，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