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

　　在此之前，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人，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传说”：

　　我的老师在课堂上举例，会宁有老师在黑板两侧挂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告诉学生，你考上大学了穿皮鞋当城里人，考不上就穿草鞋回农村。

　　父母指责我不够用功：“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没饭吃，一个个下苦学，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

　　尽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让我一度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能读书、能吃苦以及穷，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会宁一中，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在县级中学普遍“塌陷”时，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卓越高中建设方案”。学校也曾收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友。

　　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他说，可以在学校随便看。

　　一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点遗憾地说，她没考上一中，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5分，她所在的学校只需要500多分。

　　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说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毕业的，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兰州当了干部。接着又说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创造了历史”“攒劲的很！”司机后来又自嘲，“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

　　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但也有些许不同——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写着“仁义礼智信”。再往里看，有两座雕塑，一个是抽象派的，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下面写着“人文日新”；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孔子像。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有艺术特长、体育技能，到了大学里，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到了社会中，还是一个活跃的、优秀的人。

　　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停留在“想”的层面。

　　“落后是全面的。”我读研究生时，一位教授感叹东西部差距时用过这样的句子。

　　二

　　在这个被群山环绕、素有“秦陇锁匙”之称的会宁县，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步入县里专门修的会宁教育展馆，迎面就是1位老师带着4名学生的雕塑，背后是一件意为“硕果累累”的浮雕。这里展示了自明朝洪武六年至2010年间影响会宁教育发展的大事。

　　有图片资料显示：出嫁的女孩在裙摆上绣上状元出行图，寓意孩子以后考状元；不识字的老奶奶看见散在地上的字纸也会捡起来塞进墙缝里，因为“有字的纸不能被人踩”。上世纪50年代，时任会宁县长的冯琯或步行，或骑驴，顶风冒雨奔波，整顿学校、修缮房屋、安排校长，甚至在每一位教师的任命书上亲自签字。还有供出3个大学生的单亲妈妈；背着干粮蹚水上学的兄弟俩；放驴时，挤在一起读书的小伙伴……

　　这是穷山沟，2020年第一季度，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在白银市垫底。但再穷不能穷教育，2017年起，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

　　县教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自恢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

　　因为教育，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一位会宁人回忆，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在那个时代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

　　会宁一中教师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他是他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拿到通知书后，“走在路上，社员议论（他）”“亲戚挨个上门”“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

　　有人开玩笑叫他“国家干部”，更实在的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还有6元的奖学金、4元的医疗费。“当时，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资。”王国良说。

　　在大学，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热狠了，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番茄），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成为“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王国良说，他打头上了大学后，第二年村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

　　“通过读书有所作为，让家人不再那么辛苦是我读书的动力。”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她家里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

　　前些年，有些家庭为了孩子上高中，荒着农田不管，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去县城陪读，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

　　三

　　王国良在会宁一中执教30多年来，没有听过皮鞋和草鞋的故事。一次，去周边学校参观，他看到教室里贴着“要想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的宣传语，还觉得有点夸张。

　　会宁一中的教室里，也有学生贴的标语：“每天六问”——问自己是否学懂弄懂，是否充分利用了时间，是否竭尽全力，是否有所收获，问老师问题了吗，高考目标是什么？

　　校园里，有人会站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棵槐树下晨读、晚读。有老师这样鼓励学生：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树下背书。“有可能以前某个状元就是在这棵树下读书的，我们也要认定一棵树，好好学习，争取超过他。”

　　教室里后排摆着空桌椅，学生累了，去那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教室门外也有空桌椅，除了让学生解乏，老师也会在晚自习时坐在那里，一对一为学生解疑答惑。

　　这两年学校注重学生自学，老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点进行专项辅导，“之前是把一个班当一个人教，现在是把一个人当一个班教”。

　　在午休结束后，一些孩子会主动到讲台，给其他同学讲“每日一题”。“给别人完整地讲下来，自己的提升更大。”高二宏志班的张馨丹说，这是自发的，谁对这道题的把握更好，谁就上去讲，有时候会有争议，同学们就一起讨论，直至将一道题延伸至一类题、一种有效的解题思路。

　　走在县城，看不到一家学科辅导机构。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笃定地告诉我，哪怕在“双减”前，会宁县都没有一所学科类的辅导机构。这样的机构在会宁县活不下去，在学校学就够了。

　　张贵荣告诉我，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甘肃每一个县都留招生老师的电话，唯独会宁县没有。家长觉得，去省城读高中，赶不上在家乡读书。

　　“苦”学带来的不止一面——一些学生也会因此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

　　如今也是一名高中教师的校友王乐天就曾在日记里给自己戴上“镣铐”——“想想我贫穷可怜的父母，想想我因贫辍学的弟弟，我没有理由挥霍光阴。从今天起，我要坚定信念，努力学习，疯狂阅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请老天爷监督！”

　　王乐天是背着舅妈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煤油炉子，扛着铺盖卷来到会宁一中的，吃的是母亲优先留给他的白面。这些“厚望”，使得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发现自己的短板是“文综”后，高考前的那个寒假，他买了35套文综模拟题。每天五更，听到家里的花公鸡打鸣后，就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每天一套，整整35天。他的双肘磨出老茧，至今还有痕迹。

　　做题的成效凸显出来，高三第二学期，王乐天的文综成绩从152分提升到了182分、202分、222分。为此，他还把“2”当成了自己命中的吉数。

　　2002年高考，作为高考改革后“3+综合”模式的第一次考试，王乐天吃了败仗，他的文综仅仅考了150多分。他倒在床上，3天没有吃饭。

　　另一位85后的会宁学子有着类似的感受，他直言，读书不光为自己学，还为父母学，考不好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对教育太执着了，容易把高考当成唯一一条路，时间长了，一点挫折都会成为压死人的稻草。”

　　这个担子长时间压在了他的心里，即便后来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在“梦想实现的中途”，总觉得“欠别人太多，有放不下的人”。他又回到了会宁。

　　毕业后考入军校的张金峰说，特定时代条件下，“会宁教育纯粹的‘死学苦学’带给会宁学子根子里的固执和与大环境的格格不入”。

　　他说，自己身边大部分会宁的老乡，每次一听大家说去KTV唱歌，就害怕，“用会宁传统的观念看，学生就要一心学习，而不是去唱歌跳舞”。

　　他至今记得，为了他和他哥读书，初中时，父母把电视送给了亲戚，他高考结束后，才又买了电视机。

　　还有一位毕业生说，他读高中时，最怕父亲瞪他，“哪怕就一眼，也是一种生理、心理的双重碾轧”。

　　“读名校”一度成为会宁学子的“迷信”。王国良记得，自己班上有学生是全校前10，考上中国地质大学，但还想着复读，考清北。几个老师轮流动员，才把这名学生说服。到了象牙塔，这名学生总是寄来长达六七页的书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但4年后，他还是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

　　进入大学后，一些会宁学子会陷入不善交际、知识面较窄、创新能力不足的“落后”局面。

　　2015年，从会宁一中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法学后，裴慧慧有过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刻，她说，专业课会设模拟法庭，要模拟辩护方、公诉方，大一时，她总会在分组的时候说，“我能不能光写辩护词，交给其他的同学去说”。

　　知乎上，有早年在会宁一中就读过的学生，匿名写下“讨厌会宁一中”的言论——“我现在不喜欢再跟以前一样满口废话叽叽喳喳，也不喜欢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并且不会跟很多人一样一说起高中就满满的幸福”。

　　让他产生伤痛的源头也是一件小事，一次考试，他没带手表，估错了时间，在距离交卷还有10分钟时，理综卷子里的化学科目还没有作答，班主任很愤怒，认为这是一种挑衅，撕掉了他的卷子。

　　以前的教育方式，可能培养出了一批应试高手，这是当地在创造“高考神话”时隐藏掉的另一面。

　　我也有过这样不停刷题，同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会让父母蒙羞的时刻。后果在我考完高考、离开县城后逐渐显现——父母想让我考师范，毕业后当老师，我因为分数不够去了师范学校的新闻系，但在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记者，我对未来是茫然的。包括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