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变迁不仅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且是无数次重复故事和隐喻的过程。作为修辞者的行动者不会逆来顺受或循规蹈矩，他们积极采取策略且运用修辞来塑造知识形态乃至建构制度本身。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亦不是简单地对可观察到的经验世界进行表征，而是其本身就存于现实的抵牾之中，并复刻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

　　一种“人道”善举：以发展援助为名的文化价值渗透

　　冷战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兴起促成了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依托留学生教育积极地建立同盟关系，为自己所处阵营寻找支持者。这一时期的许多教育工作都建立在国际发展的基础上，例如将发达国家的学者、技术人员派遣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或接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等。西方发达国家将此标榜为一种慈心善行的社会行动——以人道主义为行动依据、以发展中国家为服务对象，“无偿”地提供教育援助。事实上，有捐赠就会有馈赠。早期哥伦比亚师范学院设立留学生奖学金的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影响力，奖学金和助学金候选人的确定并非严格依据学生的成绩或需求，而是考虑外国学生将来对本国政府或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获奖学生多半在本国拥有较好的政治人脉，或是能帮助美国与他国教育领袖进行私人接触。“善行”隐喻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输出文化价值以及培育未来支持者的真实目的，同时也暗含了“有能力的人”需仁慈地帮助“没有能力的人”的逻辑。在“援助”话语里，西方文化是先进、强大的，而非西方知识则被定义为过时、落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借高等教育机构对世界知识体系进行了重新排序，并通过分发“先进”知识，维持其国际领袖形象。

　　二战后以国际合作、国际理解、世界和平为代表的共同愿景，也助推了“善行”话语的实现。195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召集下，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入到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教育行动中，旨在跨越民族边界，增进理解信任，构建更为和谐、平衡的国际关系。随着吸收其他国家知识将导向世界和平的理念深入人心，国际理解教育、世界公民、全球教育等概念孕育而生，强化了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愿景。20世纪70年代，数十所大学起草了支持世界主义的声明，强调将学生培养成全球公民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人类相互依存、平等和正义的全球社会。全球公民肩负着加强世界各地人们之间的联系、承担国际责任的使命，需要去支持、照顾那些身处世界贫困、落后地区的人。学者大卫·杰弗里斯却指出，发达国家对全球公民身份的阐释包含了身份与道德意涵，呼应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使命，区分了“局内人和局外人”，是一种特权形式的利他主义——通过设想一个全球相互关联的责任框架，规定了全球公民身份的行动伦理，但却回避了究竟是谁塑造了世界的不平等，而又是谁能成为全球公民等问题。“善行”的隐喻借助平等的外衣更隐秘地渗透进政策话语中，通过规范那些能够“有所作为”的人的特权条件和身份，掩盖了全球不平等的结构。这种逻辑在今天变得更加微妙，但它仍影响着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

　　一种“双赢”交易：以掠夺资本为要的国际教育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缩紧公共支出，削减留学生的常规教育补助，并开始收取全额学费。曾经被认为是“仁慈的礼物”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推动了全球教育文凭市场的膨胀。从接受国的角度看，招募留学生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金字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最富声望和资源的大学往往集中在发达国家，因而精明的留学生都会选择购买他们提供的教育文凭。在交易隐喻中，留学生将通过购买有含金量的教育文凭，获得更好的教育、工作和移民机会；而发达国家则受益于留学生为当地服务业、房屋租赁业和旅游业等带来的发展机会，这被认为是一种 “双赢”。

　　教育市场全球化已经凝结成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成为新的想象，被不断重复和表演。随着个人与高等院校的“交易”愈来愈频繁，学生作为消费主体、大学作为企业家的想象也逐渐深入人心。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念的作用下，大学培训高技能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多地从由国家补贴转向依靠学生个人承担。与之相伴的是学生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主体开始为高等教育机构“投票”，他们有权行使消费者主权，进行投诉或反馈；其满意度也与高等教育质量挂钩，并影响着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这也反过来塑造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行动，它们开始向学生推销自己，并鼓励其卷入全球性的竞争中，与高校一同构建国际教育的新形态。由于留学生获得国际教育机会的成本很高，往往只有较富裕的学生才能参与，这就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流失，并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剥削。除了能带来直接的收入外，国际学生还能为东道国的创新作出贡献，创造间接的经济效益。留学生正被视为强国争夺的象征性资源，“他们不仅可能成为未来总统，还将是未来的CEO”。对于处于发展转型阶段但技术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知识型人才尤其重要。然而，如果留学生毕业后留在发达国家工作或创业，便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流失，反过来也会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经由这一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以吸引留学生的方式获取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并在真实世界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了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

　　一场“自由”竞赛：以维持优势为基的国际人才之战

　　新隐喻有创造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深刻的现实。伴随留学生如现金流般源源不断地流向留学生接收国的想象深入人心，国际高水平人才的储备量也逐渐成为一国财富的象征。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将吸引国际高水平人才视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借留学生教育为国家创新议程作出贡献。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趋势已势不可挡，在知识经济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背景下，吸引和招收留学生对增强西方国家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这一过程被称为“智力大竞赛”。“智力大竞赛”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不仅寻求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自由化，还寻求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断调整社会政策招收最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创新和研究议程提供“智力”。在留学生教育政策上主要体现为：采取国家 “品牌”海外推广和市场营销活动等留学生招生策略；注重提高留学生就读体验和满意度；加强对留学生教育的监管和质量认证；整合多部门力量和引入政策工具，建立系统化的留学生教育协同治理体系等。随着全球智力大竞赛的延伸，留学生教育帮助发展中国家学生完成学位并回国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目标正在迅速消失。它获得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与移民、工业和科技部门密切合作，制定综合性战略，以吸引和留住知识型员工。

　　全球“智力大竞赛”强化了国家争夺人才霸权的发展模式，上演着一场“永不落后”的游戏。曾经以推动国际教育合作为目标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越来越被以竞争驱动和智力创收为目的的项目和计划所取代，其关键推手正是风靡全球的大学排行榜。排名位次决定了哪些大学处于学术界的“中心”，进而影响了国际高水平学生的流向。大学间的“自由”竞争帮助坐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在国际结构中获得人才流向的特权。结构性优势带来了收入、人才和声誉的净收益，使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这场竞赛摒弃了人力资本回报递增的模式，代之以“赢家通吃”的“超级精英模式”。如果留学生试图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源与机会，那么他们将很快被视为一种威胁。一个显著的例证便是留学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上争夺有限的职位时往往遭到抵制。

　　[作者单位分别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欲知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政策的演化逻辑与现实审视》]

　　陈玥 王灵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