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算法真是“万恶之源”吗？近年来，算法的广泛应用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和研究学者的关注，在这些相关的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亟待澄清的误区。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整版文章，讨论了外卖算法系统作用于骑手的实践逻辑。

　　骑手群体规模大、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依靠数字技术工作标签明显等方面使得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群体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天津市产业工人研究中心主任王星认为，外界“凝视"外卖骑手群体主要遵循算法逻辑和骑手逻辑。

　　其中，算法逻辑关注数字技术的岗位创造效应及其作用的过程，集中讨论算法系统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和劳动行为的形塑和监管作用。但这一视角下，“算法逻辑强调外卖骑手的劳动行为陷入数字泰勒主义之中，但漠视了外卖骑手在其中的利益诉求，相应地劳动者主体性也被消解了。”

　　还有一种是骑手逻辑，外卖骑手也会利用算法系统的盲点其至漏洞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视角下,骑手利用算法技术的小智慧和主体能动性被重视。

　　王星的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是多元面向的，骑手群体自身也在反向“驯练算法”。

　　一方面，骑手对数字技术有适应、吸纳和转化过程,使技术与自身禀赋相结合,并为自己的生计或发展带来机遇。研究发现，老骑手往往会通过“养系统”的方式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数据投喂给算法，来告诉算法自己的跑单偏好，提升系统给他的派单数量和质量。

　　另一方面，数字系统通过与骑手主体的协商和磨合,不断推进算法技术的更迭与升级，通过促使技术演进创新，实现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人机互动结构。

　　近期，多家外卖平台也在积极推动算法公开和改进，以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如美团在全国全面落地“弹窗提醒和强制下线结合”的防疲劳措施，到在2025年底前逐步取消骑手超时扣款，推动从负向处罚向正向激励转变等方面，体现了平台企业改进技术作用机制和利益计算模式，改善外卖骑手的劳动体验的作为。

　　从这一角度看，算法技术和骑手行为的互动，在二者之间形成了协同演进的关系结构。

　　事实上，也有学者认为算法产生的影响并非由平台决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乔天宇认为，“算法开放系统的特性以及数据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都决定了其后果往往不是某个工程师、部门或平台企业能够单方面操控的，而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外卖配送调度算法为例，骑手希望提高收入、消费者追求快速配送、商家关注送达时品质和自身收益，各主体的目的交叉重叠又有冲突，共同构成了算法优化决策的依据，这意味着其也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结果。

　　“避免算法应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仅仅依靠平台企业，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用户等各方主体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努力。特别要注重提升社会大众的数字素养，让算法能够被理性正确地认知和使用。”乔天宇表示。